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全球经济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升，但是越来越多人的幸福感与对生活的希望在降低。我们面临着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我们离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生产劳动带来的财富无法满足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生活的需求，人们劳动的意愿在降低，赌性在加重，社会创造力和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在不断下降。无论经济是否在发展，贫富分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带来的阶级鸿沟也越来越不可跨越。
贫富分化的加剧在全球都是不可逆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某些体系存在多么重大的缺陷，而恰恰是因为“蝴蝶的翅膀”造成的。蝴蝶翅膀的扇动带来的巨大问题，核心原因在于在这期间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了多米诺骨牌势能的累积。而这里面的隐患，大多来源于监管方案。第三方监管作为目前传统体系下最合适的监管方案，其存在的问题是，一旦利益方渗透到监管内部，两者联合作恶将获得巨大利益，而给另外的一方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监管方案的不完善导致无论再完美的经济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被执行。
贫富分化加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价值物选择的缺陷。目前，人们选择的价值物为可贮存物，如金钱、古董、住宅等等。这类价值物的特点是继承者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便可以继承这些价值物。其结果是，随着价值物的积累与传承，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将不能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而补平，而圈子文化使得富者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智能去通过合法手段积累更多的财富，而穷者将为此买单，从而导致阶级的分化将会越来越明显而不可逆。人们的注意力将放在对价值物的攫取上，而攫取价值物并不等价于生产与创造。足够精明的人将不会有动力把自己的能力应用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开拓上，反而是加剧了内耗。
二、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问题的症结在于公认价值的选择以及监管体系的不完备上，那么想要解决问题，则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在公认价值的选择上，可无损耗继承的财富是不公平的：财富的创造需要付出相当的智慧和劳动，而财富的继承若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那么便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不劳而获。这种不公平性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助长了整个社会的不劳而获风气。因此，在对公认价值的选择上，必须寻找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可损耗价值承载，在目前看来，最合适的选项为知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企业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知识在经济理论中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并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知识。1998年，德鲁克在其研究中认为，新社会真正的支配性资源是知识，社会的主导阶级不再是资本家或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建立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乃至社会管理体系，已经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所面临的严肃课题和莫大机会。而最近华为事件可以看出，核心的技术无论付出多少金钱也无法购得，知识对财富的承载能力还要凌驾于金钱之上。
但是，从当前来看，知识的价值并没有被完全挖掘和发挥，其原因在于，在当前资本为主导的体制下，知识需要有一个变现的过程，而由于知识的庞杂性和交易前的价值不可知性（买者无法判断知识的价值除非他知晓该知识，但若让他知晓，则买者免费而获），造成买家更倾向于低价求购知识，造成知识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同时，由于知识拥有者往往不能自证自己知识的价值，其不得不通过第三方对知识进行售卖，导致收益大多被流量（渠道）拥有者获取而非知识拥有者本人。知识拥有者的收益不及流量拥有者，造成了当前大量资本都在争抢流量而非钻研知识的现状。因此，如何打通知识供给者和知识需求者之间的直接沟通通道，是实现知识价值的最重要研究目标。
在监管方案上，无论采用何种监管方式，只要监管者的主导者是中心化的，那么联合作恶将不可避免，故选择去中心化的监管方式尤其重要。在知识价值系统中，最核心的监管在于对知识价值判定的监管。在中心化监管模式下，知识的价值的判定归根结底会被流量拥有者所接管。其原因在于，在现代经济供给——需求理论中，流量者同时与知识者和知识需求者形成对知识的供求关系，在知识者——流量者的供求关系中，知识的提供大于知识的需求，因此，流量者能够尽量压低知识的价格；而在流量者——知识需求者的供求关系中，知识的需求又大于知识的供给，流量者可以尽量提升知识的价格。知识的不透明性使得流量者可以利用知识者与知识需求者相互间的信任缺失，通过操纵知识价格攫取利益。因此，利用去中心化监管方式消除知识者与知识需求者之间的信任缺失，构建一套更加公平的知识交易撮合机制，是打通知识供给者和知识需求者直接沟通通道的前提。